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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军远征蒙古（虽然是中卫改编后才称人民军，但政治上便从此习惯于将张汉卿所带的奉军称为人民军了）、克甘肃三地，兵锋万里，所向披糜，不能不引起一个人的重视和关注其下一步动向。
这个人便是杨新增，新疆的督军。
有学者把近代中亚地区国家疆界格局的形成和稳定归功于两个人：左宗棠和杨增新----是左宗棠横刀立马，从阿古柏手中夺回失地；是杨增新敉平纷乱，维护了国土的完整。
新疆，最原始的称呼是柱州，汉称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汉代出现于我国史籍，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改称新疆。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早在先秦时期，《穆天子传》等典籍里就记载了新疆的一些情况。先秦时期开始，古代中国人就形成了“四海”的概念。南海指今日南海，东海指今日东黄渤海，北海指贝加尔湖，西海就是指里海（有人认为西海指青海湖，这是不合适的，先秦时期对青海湖以西的新疆地区了解显然远胜过贝加尔湖地区）。这“四海”之内，包括新疆地区各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前101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开始了对西域的管辖。公元前60年，驻扎西域的日逐王贤掸降汉，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中央政府统属。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诸地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中央政府没有管辖西域的时期，新疆地区各族人民也一直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从未视自己为外族。例如，公元45年，西域18国请复置都护，甚至要求以送儿子到洛阳学习当人质。632 年，西突厥迎立泥孰，是为咄陆可汗。泥孰被推举为西突厥可汗后，即派遣使臣至唐朝表示内附。在北宋时期，962 年、965 年以及981 年和983 年，高昌回鹘皆遣使献方物于宋。981 年其王向宋太宗上书时，自称“西州外生（甥）”。这一切充分表明，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的中断并不能否认新疆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无论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时期还是新疆地区存在地方政权时期，这一事实从未改变。但由于它是连接东、中亚的枢纽，英、俄一直在旁虎视眈眈。在1865年1月，受沙俄和英国势力支持的浩罕国将领阿古柏突然率部入侵新疆，自封为王，立国号“哲德沙尔汗国”，使新疆局势骤变，并在乌鲁木齐建立起清真王政权；俄国也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则虎视眈眈，觊觎我领土。在这种形式下，是左宗棠之坚持出兵新疆，其出发点是中国根本无法承受失去新疆以后，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一旦失去新疆，中国西部的防务就只能退守玉门关内。玉门是个不毛之地，在那里屯驻重兵，粮草和给养全都要靠后方补给，当时的运输工具还十分原始，大批物资经过漫长的河西走廊运到玉门，仅巨额运费就会成为中国一项永久性的沉重负担。另外，玉门的守军无法顾及长城以外的防务，那里是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根本无险可守。而俄国人一旦占有新疆，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沿着长城东进，“日蹙百里，直达辽海”。这样一来，中国将失去长城以外的所有领土，连北京也会成为一座边城，“一日数警，永无宁日”。因此，他的主张是：“保新疆之所以保蒙古，保蒙古之所以卫京师”，只有保住新疆，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务体系 ，一旦放弃新疆，“自撤藩篱”，后果将不堪设想。
自古塞外用兵有四难，即：筹兵，筹饷，筹粮，筹转运。张汉卿在对蒙古用兵时，由于时间较短，还没觉得后勤有多么困难。等到在甘肃打仗时，粮草、军火不继的不利便逐渐涌现了。若是将来在西北与直皖川军等势力长期对抗，恐怕不用打，光拖自己也会被对方拖垮了。
张汉卿之所以敢长驱而入下甘肃，全然不顾背后的杨新增，一是因为此公在史上的表现，惯行保境安民之策；二者其军事力量不足，自顾不暇。果然当人民军与甘肃驻防军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杨新增却命令哈密驻军“严防死守、不得行干涉双方战事”。
甘肃既平，是解决新疆的时候了。说是解决，倒没有取杨而代之的意思，只是需要得到杨新增对奉系的政治支持和对西北人民军的后勤补给供应。毕竟，在安定新疆上，他是有相当能力和功劳的，目前人民军主要还是要用“降将降官”来保持地方安宁，贸然取代能够安定边疆之大吏并非明智之举。
杨增新，1863年出生于云南省蒙自县，清朝光绪戊子 (1888年)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任甘肃中卫知县，后迁任甘肃武备学堂总办。1907年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次年经新疆巡抚联魁保荐入京，陛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慨陈戍边大志”，颇得慈禧赏识，委为新疆阿克苏道尹。
1912年6月5日，杨增新剪去发辫，脱掉清朝的五品官服，穿上民国督军的礼服，登上了新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他在民国初年曾统治新疆达十七年之久，历任新疆都督、督理新疆军务、新疆督军、督办新疆军务善后、新疆省主席等职衔。他靠老练的政治经验与军事实力，平定哈密、阿克苏的动乱，分化并镇压了各地哥老会与农民起事，并与伊犁军政府和谈达成统一；尔后逐步排除军政府人物的影响力，掌握实权。到他去逝为止的17年中，虽然杨增新名义上接受北洋政府的管辖任命，后来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但他是新疆的实际统治者。杨增新同时调整新疆的政制，集中权力，解决了清末以来新疆巡抚、伊犁将军、各处参赞大臣事权不统一的问题。
在内政方面，杨增新推行老子的“无为而治”，信奉“浑噩长为太古民”。在政治、财政上有所改革，包括更有效率的调整建制，使新疆各地更易于为迪化（乌鲁木齐）所控制，此外整顿吏治，打击中饱，奖励垦荒，使财政收入大为增加，并实行裁军，维持了较长的安定和平。但杨增新在经济文化方面则较少建树，使新疆虽然能保持安定，并受到许多当地人民的爱戴，但缺乏现代化建设和发展。
在民族和宗教的政策上，杨采用了怀柔牵制的政策以防止了动乱。一方面以对各族上层王公的笼络支持，并使其中各集团互相牵制，少数民族之间、回汉之间也尽量使之互相牵制，在宗教方面，以不干涉一般性宗教活动为原则，但加强了政府对清真寺、伊斯兰经学院的管理，希望维持当地伊斯兰教现状，用宗教来协助社会秩序的维持，并防止外来的宗教力量进入影响。
新疆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清末以来英国与俄国争夺侵略的对象。杨增新在位时，多次向俄、英两国争取权利，包括保护俄境华侨、要求英俄商人纳税等问题等。民国初定，国势阽危。杨增新主政的新疆更是内忧外患，动乱频仍。清廷退位之后，觊觎已久的沙俄趁机介入喀尔喀蒙古事务，并引发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的长期动荡；内有哥老会、革命党人的暴力活动和哈密铁木耳农民起义等骚乱。民族的、政治的、国际的背景交织在一起，使民初的新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动荡。宦海沉浮、政坛历练，使杨增新能够更果断、更从容地止纷平乱、应对危局。在中国人传统的意识深处，金瓯不固，国将不国；守土安疆，为官之要。有鉴于此，他果断地祭出了“先攘外而后治内”的策略，此举果然奏效。
民国初年，中国北洋政府因内乱而无暇顾及新疆、外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就在辛亥革命刚刚一个月之后，包藏祸心的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就在沙俄的支持下在库伦宣布独立，脱离中国，并于1912年8月攻陷科布多城。为了阻止外蒙叛军扩大势力范围，1912年10月，杨增新出兵与科布多毗连的阿尔泰。此番他拿出了围魏救赵的招术，佯攻科布多城以牵制外蒙叛军，使其不敢贸然进击曾属清朝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的阿尔泰地区。民国七年（1918年），裁撤阿尔泰办事大臣，设立阿山道，将其并入新疆省，免于落入苏俄和外蒙古独立分子之手。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对于保有新疆的领土完整是有相当贡献的，值得在史上浓笔重墨一页。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他与苏俄政府订立了较为平等的新通商条款，并趁此时机要求英国取消原有的最惠国待遇。此外在面对俄国内战时，杨增新严守中立，保境安民，后来又成功降服了逃入新疆的白俄军队，将其改编为归化军，使新疆最大程度地免受到俄国内战的侵扰。外交上的成功使得新疆在他统治时期未受到到严重的侵略。
为保证新疆的稳定，杨增新统治时期在与甘肃、外蒙古接壤的哈密、吐鲁番、巴里坤驻军设卡，严防甘肃、青海军阀、外蒙古黑喇嘛与革命党势力向新疆境内渗透。此一做法稳定是稳定了，也带来不好的后果。其设在星星峡的关卡，不但阻止外省人员进入，就连内地寄来的书报信件也要严加检查，使新疆和内地几乎隔绝，演变为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让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处于“浑噩”的愚昧状态。在杨新增统治之下，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较清朝有增无减。他担任新疆都督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制造民族不合，为后世分裂分子的萌生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