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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晖春事件”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时，张汉卿已由张垣抵达归绥，再沿黄河边由陕北榆林向陕南行进。在河曲对岸，与闻讯赶来的山西督军阎锡山就陕西局势作了坦率的交谈。
阎锡山十分关心西北军的动向，他自民国初年坐稳了督军位置后，通过其高超的“太极”功底，在风云变幻、政坛人物走马灯式地更换的民国时期，硬是从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在山西掌权达38年之久！他做事奉行“中的哲学”，严格执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此时经过8年来的一系列动作，已使山西牢固得像铁筒一般。山西在民国初年本就富庶，这地区又从没有遭受兵灾，是军阀混战中的世外桃园，可谓北洋政府的“模范省”。
张汉卿可不想得罪这个“土皇帝”。阎锡山是拥有11万人的大军阀，山西以东又紧接直系势力根深蒂固的直隶，处理得不好，直、晋联手，真能将他的“西北军”连根拔起。正史上直系仅凭一已之力，就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痛快淋漓地击败奉军在关内的势力。虽然奉系的实力与史上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张汉卿此次入陕，是要解决直系对奉系的威胁。本来曹锟为直系首领，稳坐直隶。曹锟胸无大志，手下只有其弟曹锐的一个师，不足为惧。倒是吴佩孚虽然名义上头衔“直鲁豫巡阅副使”虽然要比曹锟这个正使低一级，但是凭着手下的6个师4个混成旅，隐隐约约有后来居上之势。此时吴远离北京嚣扰，专心在河南练兵，可是不能小觑之人。张汉卿有心将冯玉祥赶出陕南，这样，可借用河南督军赵倜的影响，或可控制京汉线，使吴面临两面夹攻之隐患，又可将湖北、江西之直军拦截开来，使之战略态势不容乐观，从而推迟可能的直奉大战，给奉系发展留出时间。
张汉卿承诺保证阎锡山在山西的地位，并与阎立下誓约，晋军在未来的战场上两不相帮，而西北军对晋军秋毫无犯，张汉卿更信誓旦旦肯定阎锡山的地位并保举其为晋绥巡阅使（绥远已在奉系治下，阎锡山虽然升了巡阅使，但其只能控制山西，实质上只是虚衔）。皆大欢喜后，张汉卿辗转经延安、铜川，在咸阳西北军前线指挥所与韩麟春相会。他以陕甘巡阅使兼陕西督军的名义要求冯玉祥部全部撤出省城西安，退守安康，以关注四川不稳时局，让省城交由省长刘镇华的河南镇嵩军统一管理。
张汉卿以陕甘巡阅使的名义发布命令，当然无可厚非。可是民国官场不是这样子玩的----民国时大多数的巡阅使实际上是虚职，只不过用于对那些过气将军职务的名升暗降，有的则用于安抚，例如张勋任长江巡阅使，实际一个省也管不着，王占元的两湖巡阅使也只管自己的湖北管不着湖南。真正有名有实的巡阅使只有两个：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巧合的是他们都是绿林出身，都系督军出身，都在升职后牢牢把握着军权。
冯玉祥好不容易得了块存身的宝地，怎么会轻易退却？但他的顶头上司、那位娃娃司令却是握着道义的指挥棒一刻不停地向他身上打，渐渐地两人爆发出火花。
直奉在其它地方竞争也是很颇烈的：在张汉卿发布电令的同日，中央政府特任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王继任，但未就。于是张作霖力保张勋，要知道张勋虽然名声不咋地，却是张汉卿姐夫的公公。曹锟及徐世昌当然要用直系的人，他们以齐燮元署江苏督军，又任命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这样一来，长江三省仍牢牢地控制在直系手中，引起大伙儿不满，特别是张作霖反弹甚大。
为平衡起见，靳云鹏作了退步，他以中央政府名义要求冯玉祥依令而行。作为冯的大后台的吴佩孚顾虑形势，选择了默认。冯玉祥无奈：于法理及力量上，他都无法与号称拥有5个师的顶头上司张汉卿及其背后站着的巨人张作霖相抗衡。12月3日，冯玉祥“奉命”撤出西安，在陕、川、鄂边境地区安康驻扎。但此事也埋下了冯、吴不和的种子。
张汉卿得势不饶人，他以省长刘镇华依附段祺瑞为名，明令讨伐。刘镇华见实力强劲的冯玉祥都不敢对张汉卿硬气，自己人数不多的“镇嵩军”怎是对手？于是干脆利落地宣布辞职。
民国时代的军阀大都有一个默契：只要通电下野，不管任前犯了多大错误，一律勾消，这也像政治“潜规则”，大家似乎都认为杀俘不祥，也要展示各自的“民主”形象。像段祺瑞史上三起三落，蒋介石三下三起均是一例。各方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下野人士亦极示恩荣，少有加害的。鲜有破例的三起，始作俑者却都没好下场：正史上杀害陆建章的徐树铮最终为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杀害；杀俘郑金声的张宗昌亦被其子郑继成枪杀；而另一个大军阀孙传芳斩杀俘虏施从滨，后被施女报仇。
不过张汉卿虽然不至于赶尽杀绝，却也不想给其留有翻身的机会。刘镇华前脚刚走，他即将“镇嵩军”全部收编，又委任原“靖国军”总司令、后世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陕西省长。
于右任虽然是国民党出身，但在关注民生、稳定局势上有相当能力，在陕省和“靖国军”内也享有很高威望。人民军摊子铺得太大，真的没把握能够牢牢控制住这么多地盘，依靠这些“降兵降将”（张作霖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靖国军”在这位忠于孙中山的于先生带领下，反水不是不可能，但要在国民党得势后。在当下，还没有一个党派团体能有人民党那样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至于“靖国军”脱奉入皖，那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和段祺瑞可是“世仇”。根据正史，民国党真正得势要在1927年“北伐”之后，在此之前，张汉卿有信心充实力量，以缓过这阵。
为了能够稳定地控制陕甘广褒的疆域，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张汉卿经北京民国政府“同意”，依后世将大甘肃分为青海省、划分后的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省（这里的宁夏因包含了后世的内蒙古阿拉善盟，从而远比正史上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要大些）三省，比正史上提前了8年。
为最大稳定西北局势，张汉卿力主民族区域自治，以马福祥为甘肃省长、马麒为青海省长、马廷勷任宁夏自治省省长，从而换得三人的支持。政治与军事分离，将各派系兵马尽数收编为西北人民军，并以许兰洲为西北武警部队司令兼西北军参谋长，努力选拔及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党政干部，从而在政治及军事上完全控制了西北4省。
在分省的时候，夏河的拉卜楞寺，由于受够了西宁马家军的骚扰，死活不愿归青海。结果这个藏族的重镇归了甘肃，所以地图上夏河是凸出的一角。
之所以要用“自治省”这个称呼，是因为张汉卿受够了后世的行政叫法----区有自治区（省级），又有地区（市级），也有县级（市辖区），市有直辖市（省级），有地区市，有县级市，不熟悉地理与行政规划的人单从字眼上还真难区分其辖地大小。
时间到了民国10年，即公元1921年，距正史上直奉摊牌的日子还有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