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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上海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城市，充满了巨大的财富，也常发生政治运动。上海也是西方文化和社会发展进入中国的一个窗口。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天国暴动之后，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是为那些在政治斗争中败北的中国军人、政客提供避难的中立地点。
上海作为外国在远东地区的势力中心，具有极端的重要性。1920年代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投资达十四亿三千七百万美元，其中在上海的投资就占十亿四千九百万美元。这个城市滨临大海，但又有一条河流为它提供保护，是一个理想的港口。上海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发展也十分重要。到1927年，工会运动的中心已经移到这个城市；同样，上海的地下黑社会也十分庞大，出生于上海附近浙江省的蒋介石的经济财源就是来自上海的黑社会。依靠江浙财团的财力，上海最后成为正史上蒋介石发家的根据地。
如火如荼的国内建设已将东北财政的家底掏空。虽然在不远的将来，控制下的各省将陆续回流资金，可是上海拥有无可比拟的贸易优势使得在此融资可以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他可不想再出现一个新生的力量依此再翻身。政府中一批财政界的高手已奉命南下苏沪，接掌重要财源的上海海关和控制苏浙沪三地经济，尤其是要将“江浙财团”溶于国家经济之内。
所谓的“江浙财团”民国时期以上海为基地的江苏﹑浙江籍人士或江浙两省的大银行和大企业资本集团的总称，是中国最大的财团，银行资本集团以其金融实力成为这一财团的核心。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尤其是银行业迅速发展的产物。此前，一批江浙籍官僚﹑买办﹑商人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与日俱增，辛亥革命前后﹐开始以地域观念为纽带，以公所、会馆为据点，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2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短暂的繁荣，新式银行业趁时崛起，上海地区发展尤为迅速，并在全国处于突出地位，相继出现一些巨大的资本集团，如以申新纺织厂与茂新、福新面粉厂为中心的荣家资本企业；以大生纱厂为中心的大生资本集团；以宁绍﹑宏安﹑宁新轮船公司为中心的虞洽卿资本集团；以方椒伯为代表的镇海方氏资本集团以及吴蕴初“天”字号资本系统等。这一时期的中国银行业以经营公债和房地产投机的暴利为主要业务收入，又有军阀、官僚、豪绅等的剥削收入为主要存款来源，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至20年代末，形成了若干财力雄厚的大银行，如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民营银行中居领袖地位，成为有名的“南三行”。其它如宁波系的四明、中国通商、中国垦业等银行资力也颇雄厚。一些工业资本集团的资本家参与了银行的投资，而银行也增加了对工业的放款，并对工商企业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监督作用。这种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的若干大企业资本集团和大银行的一定程度上的结合，被人们比拟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套用日本财阀的概念，称为江浙财团。
这个财团投资人和主持人的成份构成，大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有些是北洋时期的军阀官僚，出身于买办或者继续兼任买办职务者亦不在少数。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少集团带有较浓厚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倾向，但其民族资本成份则是主要的。其代表人物曾表现过一定程度的反帝、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后，他们中某些人与广东革命政府有联系，也给予过一定的支持。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工人运动的高涨，又表现了较强的动摇性和妥协性。
正史上江浙财团虽然为蒋介石建立国民党政权起了支持作用，但由于本身的软弱性，对这个政权不能起支配作用。随着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加强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江浙财团在经济上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它们中许多银行和企业被兼并，逐步地沦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附庸。
但是张汉卿是希望扶持民族资产阶级的：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一线为中心的东北经济圈是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北京—天津经济圈因一是首都，天津又是各国租界集中地，故而为没落、退职、下野的各地军阀栖身营造了安全的环境，充盈的资金也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只有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上海，得天独厚，以贸易发达和民族资产阶级汇聚着称。国家化治是乱局的需要，但当国家强大后，计划经济是远远赶不上市场经济的，要不然中国后来也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策。既然如此，适当扶持、鼓励、引导民族资本家为我所用，少走弯路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
人民军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和政权的稳固，使以陈光甫、钱新之、虞洽卿等人为代表的江浙财力首脑人物认为必须要取得人民党的信任。还在张汉卿入主安徽时，以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等人为首，集合上海一些主要同业公会、商会，成立应变组织──上海商业联合会，并从银行、钱业两同业中为张汉卿借垫八百万元的军事经费，使人民军在远离北方时能够在财力上不致捉襟见肘。此一举动也为他们现在与中央政府形成良好的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财经委员会派出以张振鹫为张汉卿私人代表赴沪，邀请虞洽卿、王一亭、吴蕴斋等人担任新成立的上海财政委员会的主要职务。虞洽卿也以上海商业联合会名义，致电“国家统一委员会”，表示“对于当局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并积极参与认购了总值达1。3亿元的国家公债。
远在北京的张汉卿对于此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电文中说：“上海商业联合会诸公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翘楚，是中华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补充。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扶持民族产业的发展，并为其壮大提供政治保证。”从政治上肯定了“江浙财团”的贡献和合法地位，也为上海动摇中的财经界人士加注了一针强心剂，使其迅速认清形势，向人民党靠拢。
留在上海的国民党宿将右派蒋介石、胡汉民对人民军攻占上海抱有本能的畏惧：经济上，上海财经界对以人民党为控制的中央政府输诚；政治上，作为国民党总理的孙中山有放弃唾手可得的大总统职务的风声，而甘做“无权有责”的铁路建设委员会主席，将使国民党的发展步伐嘎然而止。军事上，人民党拥有中国最强大的武装并完全控制住局面，而原广州的国民革命根据地已经被人民军取得，现在上海这一经济重镇也又失去，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可以说国民党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与宋美龄在正史上发生的“传奇爱情”自然也再不起一点涟漪。
宋美龄祖籍海南文昌县，在近代中国历史与对外关系（特别是对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她的父亲是上海传教士及富商宋嘉澍，母亲倪桂珍。她8岁时到美国，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ma)。1920年与蒋介石初次见面，被蒋介石热烈追求。宋美龄要求蒋介石先行与所有妻子妾侍解除婚约才答应他的追求，结果二人于1927年12月1日假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结婚仪式，此一结合曾被一语双关的称为“（蒋）中（正）（宋）美（龄）合作”，对蒋之政治活动多有襄助，她曾负责当时中国空军之组建。其与大姐宋蔼龄，二姐宋庆龄构成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名闻遐迩的“宋氏三姐妹”。
正史上宋美龄是一个既好面子，而又富于权力欲的人，从以下事件可以略知一二：当初宋美龄下嫁蒋介石，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他与元配毛福美、侧室姚怡诚、陈洁如脱离夫妻关系，而她也与原男友刘纪文割绝友谊之爱。几经一番“波折”，二人终于正式结婚。又有考证，宋美龄曾强烈要求蒋介石给她一个正式名份好使她成为真正的“蒋夫人”。
可是在此时空下，蒋介石的政治靠山已失，前景很难预料，宋美龄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下嫁于这个政治失意人、民国一介武夫----上校蒋中正了。
军事上的占领和经济巨头的倒戈，标志着人民军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至此，直系最后一点力量也被消除，人民党已经控制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包含全部的经济富裕的省份。与此同时，北方以张汉卿为首的人民党高层已经在酝酿设置外交研究委员会，研究废止不平等条约的步骤，并拟宣告关税自主。11月，制定国玺，实施禁烟。张汉卿出巡京、津、热各地，校阅军队，并考察地方政教及民生利病。在中国统一大势已趋之时，美国率先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各邦交国均赞同，仅日本极端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