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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奉两系战胜了共同的敌人，不久就陷入了新的困扰中。
战后奖叙有功人员，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兼直隶督军，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副使。为安慰张作霖对吴佩孚任命的不满，靳云鹏委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并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以张汉卿为甘肃督军。
张作霖在北京志得意满，口出狂言。面对一群外国记者，炫耀他现有兵力30万人。有一个记者惊讶地问道：“你的兵力比美国全国的兵力还要多出10万！”吴佩孚看到张作霖在北京耀武扬威的神气，很是厌恶。他16日到北京，17日就离开北京，先到郑州，召集直系将领开会，决定选择洛阳为练兵基地，埋头练兵，扩大直军的实力，准备同奉军一搏。曹锟和张作霖不急于离开北京，意图坐地分赃。这可急坏了总统徐世昌，没办法，只得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曹锟和张作霖于9月4日离开北京到天津去，并在天津结成了儿女亲家。
张汉卿时刻在预防历史上的直奉战争发生，但是这样的局面，由于分赃不均，直系人马都憋着一口气。按这种趋势，不过多久，历史上的直奉战争肯定要发生。直系占据长江以北各地，背后有英、美等国家撑腰，吴佩孚实力雄厚，又时刻思谋着发动第二次大战重新划分势力。自己现在摊子铺得太大，此时实不宜与直系翻脸。
在奉系内部多为老派将领，这些人久随张作霖，虽然在一些大战中出力甚多，但是作风粗糙，有浓烈的军阀作风。还在关外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主张张作霖作关外的“土皇帝”。奉军官兵也有很重的恋乡情结，对在异乡出兵打仗有本能的排斥。
从去年末到今年初，奉系相继得到兴安、蒙古、甘肃、热河、察哈尔、绥远以及陕西北部等省区，实力大增。随着奉系实力的扩大，渐渐地占山为王、武装割据、拉帮结派、分封诸侯的思想又涌了上来。
张作霖本来就是土匪出身，大老粗一个。虽然在奉系争权夺利的过程中凭着自己的小聪明侥幸成功了，对中国的危局却浑然不觉，想当然地认为日本的野心不过是在东北获得一些好处，倒不至于真正威胁他的统治或是更有甚者有吞并东北的野心。在得到近10个省区的实力后，禁不住洋洋自得，大有“老子天下第一、舍我其谁”的想法。在进入北京之前，他在天津对西报记者谈话，谓“彼仅与曹锟商议善后，吴佩孚不过是一师长，不应过问政治”云云。
张汉卿对奉系上下自骄的情绪非常担忧：外敌环伺，内分南北。以奉军实力，对付各派军阀稍有见长，与日军实力却又相差太远。他时常与张作霖点评奉军人物，臧否时事，以内部人才凋零，少有能独当一面及有战略眼光之将帅奉劝乃父，要驱除日人之威胁、行统一中国之大业，为时尚早。
在张汉卿看来，奉军中能够独当一面的将才只有韩麟春。其余像李景林、汤玉麟、熙洽、万福麟、于珍、张景惠、许兰洲等辈，只可做一方镇守使，有的甚至连标准的将官都不能算。稍出类拔萃的如姜登选，因性情刚毅果敢、豪爽轻财、不唯荣利、治军严明，且能与士卒共甘苦，在士兵中享有很高威信，但却不是好的指挥官。虽然正史上姜也名列“奉军五虎将”之一，但其在军事上的成就并不突出，有时用屡战屡败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郭松龄也是将才，在奉军高级军官中可谓凤毛麟角，可是因为有史上的“滦州之变”，张汉卿还是希望把他牢牢地栓在身边。万一他仍向正史上那样反戈一击，好不容易得来的局面又成泡影。
张作相也算一个。他久随张作霖，沉稳忠心正气，深得上下信赖，在奉军中很有威信，在正史上也是张汉卿的忠实臂膀。张汉卿对他的评价是坐镇中央尚可，出任地方诸侯未免小用、开拓能力又不足。
杨宇霆是个人才，但是因为招募私兵，已被废黜2年。这个人在军工装备上是一把好手，正史上虽然跋扈了些，真正本领是有的，是总装备部长的有力人选。张汉卿建议重新启用杨宇霆，却又得要努力防止其结党营私，自成体系。
除了人才，工业及国防经济的冲突也显现出来。奉系扩张太快，工业摊子拉得也大，用2年来节约的财政勉强够支撑起10个师的用支。第一个三年计划尚未完成，且这个计划看起来没有重点，各个产业大都各自为政、没有形成拳头。东北工业与经济虽有振兴，短期内却没能直接转化为军事上的优势。此外，由于奉军占有的地域太大，兵力因而分散。在张汉卿心里，能否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战略决战乃是决定现代战争输赢的决定性条件，短期内在广阔的领域里集结大量兵力，其后勤补给、组织指挥是项庞大的工作，需要强大的交通运输体系为支撑。而先决条件，则是国家有完整的国防布局和计划，奉军缺乏这种人才。
在张汉卿记忆里，民国初期能有战略眼光的莫过于蒋方震（字百里）了。这位民国时公认的第一号军事理论家，才华横溢或又坚韧不挠，他的《浙江潮》，他的智斗墨索里尼，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任上的自杀，他的日本太太佐梅女士，他的女婿钱学森，他的副官蒋纬国，他所著的《西文文艺复兴史》无不带有传奇色彩。尤其是后者，至今还被用作中央美院的西文艺术史教材。
他一生写下不少犹如“预言”的论文，屡于事后应验。就如蒋柏里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和《抗战的基本观念》对抗日战争进行的预测，与事实基本一致，可见其战略水平之高。